图1 郭若愚拓图

有关此“大宋淳化年御赐精银”银牌，过去的史料和著录均未入载，也未见于考古发现的报道，所出公见亦甚稀。直至上世纪在1993年《中国钱币》第4期中，著名考古学者、钱币学家郭若愚先生撰文并附其本人亲拓之图（图1）予以介绍。





图2 “大宋淳化年御赐精银”银牌

其文曰：“宋淳化御赐精银小银条1937年抗战开始，重庆挖防空壕出土小型银条一堆，纯黑，被抢光。友人花数元购得一枚，笔者曾见，并手拓墨本。银条面直书楷体“大宋淳化年”，背直书“御赐精银”，字均阳文。银条长7、宽1.1、厚0.3厘米（如拓）”。至此，有关此银牌才终于得以公见公述。

相隔16年后，《钱币》报于2009年11月刊载了王纪民先生《宋太宗御赐银牌考析》一文，对该银牌作了进一步论述。

淳化是宋代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的第四个年号（990—994年）。淳化年间，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需要皇帝老子“御赐精银”银牌犒赏？据《宋史》记载，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太宗第二次伐辽失利，只得采取守势，所以，这一时期是宋辽战事暂时平静阶段。淳化四年（993）二月，四川王小波、李顺发动大规模农民起义，与驻川宋军发生激战，占领县城，后李顺占领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定年号为“应运”，与宋朝分庭抗礼。此时，西夏党项人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于是频频出击，侵入宋境。面临内忧外患，两面作战的困境，宋太宗认为异族西夏是心腹大患，于是派出精锐重兵北伐西夏，而把二流军队发往西川，两路兵马几乎同时出发。当年五月，北伐部队旗开得胜，一举攻克西夏都城夏州，并拆毁了夏州城墙。此役速战速决，宋军班师回朝，向天子献俘请功。征伐西夏胜利后，太宗把战略重心移向大西南，增派重兵讨伐。淳化五年五月，攻克成都，直到至道元年（995）剿灭李顺余部。这就是发生在淳化年间的两起大事。所以，将这枚银牌视为太宗赏赐予讨伐异族西夏和四川农民起义军有功将士之物，谅无大误。

宋太宗重视墨妙，喜好诗词、书法。在听政之余，常挥毫作书，分赐群臣。他还诏王著摹刻《淳化阁贴》。淳化元年铸“淳化元宝”，太宗亲书“淳化元宝”真、行、草三体书，开创了皇帝书写钱文的先河；至道元年又书“至道元宝”三体书。两钱中的草书如行云流水，气贯长虹，在中国钱币正用品中是空前绝后的。《中国帝王书法欣赏》一书中，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对宋太宗书法的评价概括为：“太宗真造八法，草入三味、行书无对，飞白入神。”可见，太宗书法确实颇有造诣。有史家变为宋太宗最擅长附庸风雅，舞弄文墨，连钱币也不放过，以使天下百姓皆知其书法之妙。此银牌文字工整端庄，锋健意蕴，骨老肉丰，大气不凡。太宗在书写“淳化元宝”之后，书写此牌文应在情理之中。

千年古物，散落民间，传承于今，理当自然。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在网上已可见三四品亮相。

笔者所藏此银牌（图2）为几年前携子去北方旅游时购得，父子均喜好古物收藏。

这枚牌文正面为“大宋淳化年”，背面为“御赐精银”楷书阳文长条形的银牌，除文字以外，并无纹饰。该银牌长63、宽10.8、厚4.8毫米，重21.47克。与本文开头提及的郭若愚先生所论一品有大小、轻重之别。

笔者以为，其主要原因在于，此银条一非标准货币制式，二非流通货币。一个“赐”字，表明其基本用途，即以皇帝名义用于特殊赏赐，并且可能为分批铸制，故铸模有长短、厚薄之分，加之毛边、打磨等可能出现差异，致使银条之间大小、重量有一定区别，即为正常现象。

网载有文论及此银牌，宋太宗专铸用于对讨伐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军和西夏党项人的参战有功将士赏赐。其不在于量重，而在于其特殊的意义，符合逻辑。同时，其最早出土之地在川东地区之重庆，此点更可获得较为有力论据支持矣。

此银牌字面、字口和牌的四角圆润光滑，磨损自然，满布岁月留下的划痕，泛着白银固有的色泽，肉和边道黑色氧化层牢结。全牌古风漾溢，是一枚开门见山的一眼货。

此银牌形状独特，精银所铸，年代久远，系皇帝御书、御赐，是宋代一段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