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计划写磁州窑已经很久。磁州窑作为著名的民窑，对中外陶瓷历史的影响之大，与中国北方民间生活及民间艺术文化联系之密切，是中国陶瓷历史长河中绝无仅有的，不写磁州窑不足以彻底讲清楚中国陶瓷文化。为什么一直没写？因为怕写不好。长期以来，磁州窑虽蓬勃发展、生机勃勃、老百姓喜闻乐见，但作为一个纯粹的北方民窑，其产品不被贵族、士大夫阶层重视，不被历朝历代收藏界青睐，甚至很少被文献所提及。即使被提及，也是带着有色眼镜，贬多褒少、极不公允。所以写磁州窑没有很好的铺垫是很突兀的、很难讲清楚的。在写完高大上的越窑、邢窑、汝窑、钧窑、定窑、官窑、哥窑、龙泉窑、建窑等历史名窑之后，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现在，我就将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磁州窑，给大家作一个交代。

　　磁州窑的称谓是如何形成的？

　　“磁州窑”这一称谓，是一个在现代才确定的名称。在中国陶瓷的历史长河中，磁州窑作为民窑，一直根植于民间，大量烧造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所必需的各类用品，在民间有着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却不为皇家贵族、士大夫阶层所青睐，连名称都没有。元代、宋代及之前的文献记载对它只字不提，明朝开始有所提及，但内容要么寥寥几字含糊不清，要么贬多褒少极不公允，甚至没有给这类窑口、窑器取一个正式的名称，进行过传统的归类。

明初 曹昭撰《格古要论》卷下“古磁器” 收录于《四库全书》

　　曹昭在明初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成书的《格古要论》卷下“古磁器”条说：“古磁器 好者与定相类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低于定器，新者不足论”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记载磁州窑器的文献。曹昭讲到，磁州窑好的产品和定窑相似，也有划花和刻花，无装饰的窑器要比定窑价贱，新品都很差，不值一说。曹昭的记载，应该能代表明朝初期收藏界对磁州窑的一般看法。

明初 曹昭撰 后王佐新增《格古要论》卷七“古磁器” 收录于《续四库全书》，书籍为明代刊印本

　　有意思的是，在曹昭的《格古要论》成书70多年之后，江西吉水人王佐在明英宗天顺二年（公元1459年）对《格古要论》进行增订，把“古磁器”条修改为“古磁器 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器，新者不足论也”，即“古磁器 河南彰德府磁州造，品质好的和定窑相似但无泪痕，也有划花和刻花的，无装饰的素胎窑器要比定窑价贵，新品都很差，不值一说”。关于素胎器价值的说法与曹昭正好相反。为什么如此？只有一个原因，磁州窑器在当时并不为文人士大夫及收藏界人士所待见，曹昭只是凭简单印象随意做了个记载。经过70多年的发展，王佐在修订前辈记载时，发现前辈有明显错误之处，才作了必要的纠正，如此而已。在他们的记载中，还没有出现“磁州窑”的称谓。

明代 汤显祖《邯郸记》第三折《入梦》 刊于《新编绣像》明万历刻本

　　明朝记载磁州窑的文献很少，偶见一些文学作品提到过磁州烧瓷。譬如明代文学家、戏曲家汤显祖，在他的戏曲《邯郸记》中偶然提到过磁州烧制的瓷枕。汤显祖，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死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江西临川人，明万历十一年进士，曾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等职，精通诗词歌赋、天文地理、医药卜筮，代表作戏曲《牡丹亭》。《邯郸记》是汤显祖根据唐代小说家、史学家沈既济的小说《枕中记》改变而成，他把原小说中主人翁“吕翁”改成了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把原小说中的“青瓷瓷枕”改成“磁州烧出莹无瑕”。《邯郸记》又名《邯郸梦》《黄粱梦》等。《邯郸记》第三折《入梦》中这样描写吕洞宾送给卢生的那只可以做梦的神奇瓷枕：“这枕呵，不是藤穿刺绣锦编牙，又没甚玉砌香雕体势佳。呀!原来是磁州烧出莹无瑕，却怎生两头漏出通明罅，莫不是睡起【目梦】瞪眼挫花？”由此可见，在汤显祖生活的时期，磁州地区烧制的瓷枕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广为人知，要不然不会被剧作家作为核心道具写入戏曲之中。

明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中说磁器大多是磁州窑 收录于《四库全书禁书》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出现“磁州窑”三个字的文献，是明代晚期博物学家、诗人、朝廷官员谢肇淛编撰的《五杂俎》。谢肇淛在《五杂俎》卷十二（物部四）中写道“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河南磁州窑最多，故相沿名之。如银称朱提，墨称?俞糜之类也”，意思是如今的俗语中，喜欢把窑器叫做磁器，大多是因为河南磁州窑产量最多，慢慢就这样相沿成习了，就像把白银叫做朱提、把墨叫做俞糜一样。我在上篇《建窑》中说过，谢肇淛（公元1567-1624年），明代博物学家、诗人，为人正直，他的记载有很高的可信度。尽管说法可信，但《五杂俎》是一本笔记式的杂文集，无法作为“磁州窑”概念形成的权威文献。很有意思的是，谢肇淛还大胆批驳宋代以程颐程颢朱熹等代表的、赫赫有名的儒家理学，公开反对因果报应思想，其思想被现代人称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也正是因为如此，《五杂俎》在清代编撰《四库全书》时，被列为禁书。

明 张萱《疑耀》卷七“磁器”讲“凡瓷器都称磁器，错了” 收录于《四库全书》

　　与谢肇淛同时期的明代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书法家张萱（约公元1553~1636年，一作公元1557～1641年），在其笔记式杂文集《疑耀》卷七“磁器”条中写道：《宣和格古论》讲，“古人称磁器皆曰某窑器某窑器，不称‘磁’也。惟河南彰徳府磁州窑器乃称‘磁’耳。今不问何窑所制，而凡瓦器俱称‘磁’，误矣。”张萱这段指误的文字描写已经清楚说明，此时民间老百姓事实上已经把所看到的所有瓷器都一概叫为“磁器”了。

清 蓝浦原著　郑廷桂補辑《景德镇陶录》卷七 古窑考 附录各郡县窑考中讲到“磁州窑”

　　由晚清景德镇人蓝浦原著、后由其弟子郑廷桂增补，于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出版的《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的附录“各郡县窑考”中提到“磁州窑”：始磁州，昔属河南彰德府，今属北直隶广平府，称磁器者盖此，又本磁石制泥为坯陶成所以名也，器之佳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其素者价高于定器，在宋代因著，今人讹以陶窑器品呼为磁器不知另有是种窑。蓝浦竟然把磁州窑记载为“用磁石为原料”的瓷器，明显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

民国 许之衡著《饮流斋说瓷》说窑第一中讲到“磁窑”并有贬损言辞

　　另外，北京大学教授许之衡在他1920年代出版的《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这样描述磁州窑及其瓷器：“磁窑，出磁州（昔属河南，今属直隶），宋时所建。磁石引针之磁石卽产是州，取石炼陶，磁釉之名乃专指此，今人辄误以磁舆瓷混用矣，器有白釉有黑釉，有白釉黑花不等，大率仿定居多，但无泪痕，亦有划花凸花者，白釉者俨同牛乳色，黑釉者多有铁锈花、黑花之色，与贴残之膏药者无异。”不但没有说出“磁州窑”三个字，还将对磁州窑的不屑一顾之意，溢于言表，跃然纸上。许之衡是北京大学教授，1935年去世，其书《饮流斋说瓷》是1920年代才出版的。一个民国时期人士，在民国时期写的一本考究不是很严谨的陶瓷书籍《饮流斋说瓷》，不知何故收藏界不少人非要把它说成是清代书籍？

　　从以上零星的文字记载可以看出，磁州窑瓷器在民间似乎家喻户晓，以至于老百姓普遍误以为天下所有瓷器都是磁州窑生产的，都应该叫磁器，磁器似乎成了天下瓷器的代名词。可见，磁州窑有着十分广泛的民间基础！同时，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收藏家领域、文人士大夫及以上阶层，对磁州窑既不重视、也不推崇，文字记载寥寥无几，即使有些零星记载也是贬多褒少，不加考究、相互抄袭，甚至在历史上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窑口归纳和命名，磁州窑的真实历史就这样被埋没。

宋代 磁州窑黑剔花折枝牡丹纹梅瓶 高30.5、腹径18.8cm 东京イセ文化财团（基金）藏

　　情况的转折，出现在20世纪初的直隶钜鹿县。话说公元1918年，中国北方大旱，直隶钜鹿县钜鹿镇的水源已经枯竭，田地干裂，人无水饮。于是，镇子里的人纷纷组织起来掘地打井以自救。当人们向地下挖掘时，挖出许多宋代瓷器、铁器和其他古物，一座埋藏于地下的宋代古城就这样被世人发现。钜鹿，现称巨鹿，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南部、邢台市中部、磁州窑所在地邯郸东北方向的古黄河、漳河冲积平原上，海拔约65米，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秦末大起义中，著名的钜鹿之战就发生在这里，项羽率起义军与秦将章邯、王离在此决战并大获全胜，导致秦朝从此名存实亡。西汉王莽与刘秀之争、东汉黄巾起义也都发生在这里。

秦末钜鹿之战示意图 项羽、章邯、王离的进军方向

　　那么，巨鹿的地下怎么会埋藏着一座宋代城市呢？原来，在北宋宋徽宗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秋天，黄河决堤，巨鹿全境被淹，一座繁华的北宋城市瞬间被淹没在十几米深的水底，成为中国的“庞贝古城”。元代脱脱编撰的《宋史》卷六十一、志第十四中记载了这次黄河决堤淹没巨鹿事件。

《宋史》卷六十一、志第十四记载：“大观二年秋，黄河决，陷没邢州钜鹿县” 载于《四库全书》

　　这次灾难，不完全是天灾，还有人祸。据《宋史》卷三百四十八、列传第一百七“石公弼”中提到水官赵霆因大意而导致黄河决堤淹了巨鹿。赵霆原为杭州知府，因在对抗方腊起义中处置不力并临阵脱逃而受到追责，但赵霆因“会来事”而受到的处罚较轻，很快就转任朝廷水官。在这次黄河决堤事故中，赵霆玩忽职守，防范不力，还夸大其词乱打保票，对巨鹿被水淹应该负有直接责任。刚直不阿的石公弼在做御史时，发现赵霆有罪应当处死，而赵霆因为跑关系上下活动，竟然只受到降一职的较轻处罚，还在做太仆少卿！石公弼当即提出弹劾，致使朝廷重新进行处罚，赵霆因此被罢免了所有官职！

《宋史》卷三百四十八 列传第一百七“石公弼”中提到水官赵霆因疏忽大意导致黄河决堤淹巨鹿 载于《四库全书》

　　赵霆信誓旦旦对北宋朝廷说黄河不会决堤，北宋朝廷和巨鹿镇百姓因此对洪水完全没有进行防范。洪水突然来临致使巨鹿镇瞬间被全部淹没，这和意大利庞贝古城在火山突然爆发时被滚烫的火山灰瞬间掩埋如出一辙。这就是1918年发现的巨鹿宋城依然保持着810年前（公元1108年）被洪水、泥沙掩埋时样子的原因。

《钜鹿宋器丛录》张厚璜、李详耆著 1923版

　　1918年前后的中国，正处在列强侵扰、军阀混战、社会秩序混乱、民不聊生、盗挖盗采古迹成风的状态。也就是这个时期，国外众多机构在中国民间开展寻宝盗宝，中国民间收藏热也随之兴起。“巨鹿发现地下宋城”，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中国寻宝、收藏界炸响。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大批农民和市民蜂拥而至进行盗挖，各地的古董商也云集巨鹿，大量购买挖掘的器物，运到京城和其他大城市，并销往欧美等地，获取巨额利润。

《钜鹿宋器丛录·第一编：瓷器题字》（民国天津博物院石印本·线装一册）局部

　　趁着当局无暇顾及，获利后的古董商纷纷组织人力物力对巨鹿镇这一遗址重新进行大规模的盗掘，不多久这里就已经一片狼藉，巨鹿的宋城文物遭受空前的浩劫。直到1920年，天津博物院才组织力量对巨鹿宋城遗址及文物进行较详细和全面的调查，并将调查情况载入《钜鹿宋器丛录》一书。1921年，北京历史博物院也对巨鹿遗址进行发掘，又出土大量的宋代瓷器。

北宋 磁州窑珍珠地刻划花梅瓶 东京多摩中央信用金库藏  

　　就在巨鹿出土的宋代瓷器在古董市场上大为畅销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都是什么瓷器？来自哪里？于是，一些人开始把目光转向瓷器归类的研究和窑址的寻找。英国人霍普逊（R.L.Hobson）首先提出，巨鹿宋瓷中那些在白色透明釉之下上了化妆土的瓷器，就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提到的“磁器”，为避免古代文献“磁”、“瓷”不分问题，他在论文中对于这一类的瓷器，首先使用了“磁州窑型（Tz-ChouTypewares）这一名称，以区别于“瓷器”统称，第一次在综合瓷器风格、特征的基础上，正式提出“磁州窑”的概念。“磁州窑型”不是专指某一组窑场，而是一个窑系。霍普逊的判断和归类使得一些世界古董商和研究者闻风而动。

宋代 磁州窑黑剔花龙（摩羯）纹梅瓶 高40.5、口径6.2、腹径21.6、底径10.9cm 日本兵库·白鹤美术馆藏

　　随着寻宝挖掘热不断发酵，一些已淹没数百年乃至近千年的窑址被农民相继发现，国外学者、古董商随之进驻进行盗掘和研究。1933年瑞典人司瓦洛（R·w·Swalow）盗掘焦作窑，也就是修武当阳峪窑。1934年英国人卡尔贝克（ovrar·Kairbeck）再次对其当阳峪窑进行调查和盗挖，并发现东艾口窑址。随后，英国人麦德丽（M·Medley），瑞典人司瓦洛，日本人小森忍、奥田诚一、小山富士夫等人纷纷加入磁州窑器窑址的挖掘与探索。这时期，我国的一些学者和研究人员如叶麟趾、陈万里等，也开始结合文献对窑址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

 北宋 磁州窑壶 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藏

　　我国著名陶瓷学家叶麟趾先生（陶瓷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叶喆民先生的父亲）在调查全国众多窑址之后，于1934年出版了《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明确指出河北省磁县彭城镇就是古代磁州窑窑址。他总结出磁州窑的颜色釉和装饰技法主要特征为白地黑花、飞白（黑地白花）、剔花（利用白土而为雕刻）、划花、印花、三彩、红绿彩等，还指出上化妆土是磁州窑的一基本特征。同时，叶麟趾先生还指出博山窑、萧窑（白土窑）、吉州窑等窑口具有“类似磁州”特点，为总结“磁州窑系”打下基础。

北宋 磁州窑瓶 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藏

　　1950年起，北京故宫博物院组织力量对文献记载的一些窑址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新发现多达29处不为文献记载的新窑址，这些窑址大多是历史上的民窑，而其中的大多数，就是磁州窑系的窑场。在调查过程中，陈万里先生发现了观台窑和冶子窑，并重新调查了彭城镇窑址，至此，磁州窑瓷枕的主要烧造地被发现。

北宋 磁州窑罐 腹径24cm 日本静冈·MOA美术馆藏

　　以上研究还只停留在对窑址的发现和调查上。真正的发掘与深入研究是从1958年开始的。当年为配合河北省邯郸地区观台镇兴修引漳灌概工程，河北省文物工作队配合工程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从此，我国考古工作者既对漳河流域狭义的磁州窑窑址进行的发掘和研究，也开始在北方乃至全国范围内对广义的磁州窑型即磁州窑系进行大量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包括汤阴鹤壁集窑、淄博窑、灵武窑、扒村窑、修武县当阳峪窑、登封曲河窑、密县西关窑、鲁山段店窑、介休窑等。同时，在发掘一些北方其他窑址时也都发现了磁州窑的重要资料，如在发掘陕西铜川耀州窑遗址、河北曲阳定窑遗址、河南禹县钧窑遗址和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中都发现磁州窑型瓷器。

北宋 磁州窑双系洗口瓶 日本静冈●滨松市美术馆藏

　　在窑址深入调查研究方面，1960年到1961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观台窑址进行大规模的发掘；1964年故宫博物院李辉炳先生又对观台、冶子、东艾口三个窑址进行一次深入的调查；为对观台窑址进行详细的分期，弄清各期的基本器形、装饰品种和烧制技术，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观台窑址再一次进行发掘，对磁县境内的一系列古代窑址进行调查，包括观兵台、申家庄、南莲花、白土窑、荣华寨、青碗河和青碗窑等窑址。这些工作极大地丰富了业界对磁州窑系的认识，并对“磁州窑型瓷器”的种类、产地及各产地间的相互影响有了比较深的了解。

金代 磁州窑绿釉白剔花缠枝牡丹纹喇叭口长颈大瓶 高54.5、口径17.8、腹径24.3、底径16.2cm 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藏

　　国外学者始终对磁州窑有着浓厚的兴趣，除前面提到的霍普逊、卡尔贝克、麦德丽、司瓦洛、小森忍、奥田诚一、小山富士夫等人外，还有尤莫伐播靳斯、魏利阿姆斯夫人、上田恭辅、中尾万三以及后来的日本人长谷部乐尔、美籍日本人蓑丰等，对磁州窑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过许多假设及其论证，并写有多部论著。其中，较早的小森忍在中国陶瓷编年史中将磁州窑划为邢窑的一个支派；魏利阿姆斯夫人则从制瓷技法及艺术方面将磁州窑归纳十四个方面的特点；长谷部乐尔氏写出第一部磁州窑研究专著《宋代的磁州窑》和《磁州窑》，较系统地综述过去的研究成果，对磁州窑的形成、发展以及各种技法作了详细的论述，尤其是对磁州窑的各种装饰技法进行分类并做了编年；上田恭辅纠正之前日本人普遍认为铁锈花来源于朝鲜的错误，明确指出彭城就是磁州窑的故乡；蓑丰则将磁州窑装饰技法划分为19类。这些学者的观点和论述在很大程度上走在了磁州窑研究的前沿，推动着磁州窑的研究。1981年，日美英加等四国在美国印第安那州举行“磁州窑国际讨论会”，并将四国收藏的磁州窑精品在美国各地举办专题性巡回展，同时出版磁州窑图录和《国际磁州窑讨论会论文集》，在国际上掀起了磁州窑研究的高潮。

北宋 磁州窑瓶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至此，“磁州窑”这一名称终于获得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承认，历史性地正式屹立于世人面前，还原它的本来面目，找回了它在中国陶瓷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1985年，中国由邯郸市陶瓷公司牵头，成立“磁州窑研究会”，先后举行多次学术讨论会，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磁州窑”新的名称正式载入史册，纠正了过去对我国北方民窑体系评价不公允、记载缺失、提法零散、描述混乱甚至错误的局面，给出了一个科学、符合实际的命名，对深入研究和阐述中国陶瓷文化，以及民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