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长辫，着素色绣花小衫，绣花条纹七分裤，绿袜黑鞋，手持西洋望远镜，斜挎着望远镜的专用便携包，轻踮脚尖，观赏远处的荷塘美景。

”这一摩登女郎的人物形象跃然瓷上。

民国初年，西风东渐，追逐新潮的海派服饰成为新女性公认的时尚。

随之，在瓷都景德镇的彩绘瓷器上，也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一批以“摩登女郎”及其生活为装饰题材的时装人物粉彩瓷，一洗传统古装美人瓷绘的程式化形象。

同时，它通过新粉彩技艺的运用，结合西洋水彩画技法，让人物面部勾线与服饰晕染能细微地表现明暗层次，色彩透明艳丽，极具现代绘画的气息。

民国 时装粉彩人物茶叶罐 李海秋绘此罐作于民国二年（1913年），画风尚余浓厚的晚清浅绛彩的艺术特色，其用笔细腻，设色淡雅，颇具古意，其审美气息与所要表达的时尚主题稍嫌抵牾。

罐的正面为一高领长袄新装美人，手持书卷，坐于庭院石凳之上，技法大抵沿袭卷轴工笔人物勾线填色的传统，设色以淡墨赭石为基调，清润素雅。

虽为时尚新女性，却别有一种婉约卓雅的古典情韵。

这件茶叶罐虽为景德镇典型产物，但其彩绘却非一般画工所为，如其款曰：“中华民国癸丑阳历九月四号纪念，李海秋自制”。

据此而知，该罐乃一文人自制瓷，可见其主人一定雅好丹青，非六法精诣不能为之。

至于这件瓷器的绘制者，是否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党人李海秋，不得而知。

这种以淡赭为主的浅绛遗风，在时装人物粉彩发展的中后期虽偶得一见，然终不占主流。

民国 时装粉彩人物双耳瓶 夏鼎臣绘此瓶出于民国时装粉彩大家夏鼎臣之手，作于民国八年（1919年）。

瓶背面题跋云：“妙手新开色界天，裁云镂月笔何妍。

此中尽有颜如玉，抵得名花次第编。

己未之秋月夏鼎臣作。

”瓶颈部装饰红色铺首衔环双耳，所绘人物身处欧式庭院，众多美人于一高足石砖桌几周围，或相谈甚欢，或戏子共乐。

最前方侧身站立的美妇纤腰玉手，拿一红白相间的时尚手包。

她上身穿紫色团花纹立领长衫，领高至脸颊，下着水蓝色马面裙，正与身旁蓝衣女子窃窃私语。

蓝衣女子梳类似唐人的日式高发髻，身着锦花纹紧袖上衣，袖口小露一截打底红衫，手持素色包裹式提包，下着深色绣花马面裙。

民国 燕尔之喜图掸瓶 杨青山绘这是迄今所见惟一绘有民国婚礼场景的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

高约59厘米，为典型民国“三百件”掸瓶。

其正面绘有一对款款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主角之外，另绘有四位玲珑剔透的少女，她们手捧鲜花，顾盼有姿，那种欢喜雀跃的喜庆氛围，被画师淋漓尽致地绘出。

该瓶颈部，画家以金文书体摹写《集古斋原本》吉语数行，并以隶书书写“燕尔之喜”四字，以示点题。

新文化运动前后，社会风俗西化潮流汹涌，婚礼的形式多种多样，婚服也形式各异，时称“文明礼仪”。

这件由欧洲回流的掸瓶作于民国十年（1921年），由画面瓷绘题材之独特推测，其很有可能为定制器，后流入海外。

民国 时装粉彩人物双耳瓶 毛子荣绘此瓶高60厘米，作于民国九年（1920年），为毛子荣创作盛期之精品力作。

画面中，炎炎夏日，桑茂蝉鸣，女子们在石砌的庭前小憩，欣赏四周美景。

中间锦绣花纹的蓝衣女子正收拢了长柄阳伞，似乎想要用手帕拂去汗水；身旁有一草绿宽衣的女子，胸前戴花朵形项链，双手交叉握帕，手腕戴着西式女表。

二人身后有一水红衣衫、格纹锁边碧裤的活泼女子，似乎在看对面女子手中的花束；持花束的女子倚坐在台阶上，望着红衣女子，眉间传来嬉笑之意。

她旁边的女子背对画面，手持西洋望远镜，斜挎着望远镜的专用便携包，轻踮脚尖，观赏远处的荷塘美景。

亭台有传统的瓦梁结构，也有圆窗和百叶帘，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别具韵味。

整个人物场面又是一幅都市丽人的出游图，各位少女神态不同，性格迥异，全景热闹非凡。

民国 龙女双姝图掸瓶 毛子荣绘在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器中，毛子荣所绘此掸瓶可谓拔得头筹，其画工细腻，画艺精湛。

此件掸瓶高60厘米左右，俗称“三百件”，是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器中最大器型。

由于器型较大、人物少，画师旨在全力刻画两位现代女郎的时尚形象，极尽写实之能事，殊为罕见。

掸瓶背面以较为方正的行书落款云：“毕竟全身无色相，善如龙女两相随。

时在己未仲秋月于珠山客次之轩，毛子荣写。

”据此知，此瓶绘于民国八年（1919年）的秋天，题诗典出清雪樵主人《双凤奇缘》，大抵是吟咏佳人之美的妙语，因着二美题材，画家取“双凤”之典，可谓词旨剀切。

民国 时装人物帽筒（一对）民国以前瓷器上的画面，多绘山水、花鸟和吉祥图案，人物画相对较少，而人物画的主角是文人雅士、道释和戏曲故事人物，很少表现家庭生活，更少画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妇女。

到了民国，这一传统被打破。

瓷器上开始描绘身穿时装的摩登女性，而且在民国初期这段时间集中地生产制作。

与传统仕女瓷绘不同的是，民国时装粉彩瓷器上的女性都一律身着文明新装，画中人物的身份、服饰、器具及背景建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即以时装区别于古装，以摩登女郎取代古代仕女，以现代西式洋房取代传统台榭楼阁，记录了浓郁的东方诗情与西式浪漫，将现实理想与古典想像熔于一炉。

在一幅幅充满时代气息的时装人物瓷绘作品前，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百年前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以及融合后给当时国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影响，到处可见的“洋”物无疑成了那个时代“时尚”的代名词。

民国 时装粉彩人物罐 洪步余绘这件冬瓜罐作于民国五年（1916年），为彩绘大师洪步余的早期作品。

四位时尚女子仪态各异，而背景绘制极其简单。

洪步余早期塑造的时装女性形象极其动人，背景简略，画面总体有着一种装饰性美感。

约在1919年前后，洪步余的瓷绘风格开始变化，其典型特征就是人物比例的缩小，背景物象开始丰富，由前期的装饰性朝着写实性发展。

至1924年，洪步余的画风再一次变革，画中仕女的鹅蛋脸一律变成了圆形的苹果脸，身材也变得较为矮小，然背景建筑的写实性风味也进一步加强，至此，时装人物一律变成了外景描绘。

1924年后，洪步余的时装人物题材开始变得狭窄，瓷绘图样单调，审美意象逐步滑落。

民国 时装人物小罐 民国 时装人物提梁壶民国 时装人物瓷塑时装人物画瓷器又是一部民国早期的时装发展演变史，可以看到现代服装在中国初始阶段的情况。

在战争频仍的年代，景德镇瓷业萧条，在经济凋敝与艺术衰退的双重影响下，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瓷器也于上世纪20年代末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现的昙花。

民国人物粉彩瓷恰似划空的流星，短暂而耀眼，承载一个时期的历史信息特别丰富，是了解民国早期时尚女性生活的生动剪影，是特定时期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