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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11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称为民国时期。是中国瓷业处于萧条衰落的黑暗时期。民国缺乏40年，但以景德镇为代表的瓷器消费简直普及全国，烧造了大量不同作风的瓷器。客观讲在这40多年里，也消费出不少精品瓷器。在这些精品瓷器中有传承，有融会，也有创新，给古老的制瓷业注入了新的曙光和希望。遗憾的是，民国瓷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注重，许多珍藏家视民国瓷器尴尬登大雅之物。关于民国瓷器的研讨和系统整理非常不够，许多优秀作品或损坏或丢失。诚然，民国瓷器精品不多，质量也难以与明清瓷器比肩，但也不乏精密之作，做为一个时期的产物仍有其观赏价值、研讨价值和经济价值。我们置信随着人们关于民国瓷器的普遍关注和重新认识，民国瓷器会成为一个珍藏和研讨的热点。


历史催生的民国瓷器。


清朝末年，由于政治糜烂，外族入侵和洋货的冲击，瓷器消费已呈全面衰退之势。此期间虽不乏有识之士纷繁创办瓷业公司，以抵御洋货，如厦门福建宝华制瓷有限公司(成立于1904年)、萍乡瓷业公司(成立于1905年)、湖南瓷业公司(成立于1906年)、川瓷公司(成立于1909年)等。但因产品多因循旧法制造，不只作风与晚清官窑器出入不大，也没有构成一定的消费范围。民国瓷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走上前台的。


同明清瓷器消费一样，景德镇瓷器也是民国瓷器消费的主流。民国初年，衰世凯称帝，为了效仿封建王朝，在1916年派郭世五去景德镇督烧御用瓷器，以烧制水彩和软彩瓷器为主。其选料精密，胎骨很薄。具有外型精密，彩料讲究，纹小巧俊俏的作风。固然烧造时间很短，烧造的数量也不多，但却给后世留下了颇富争议的“洪宪瓷”之谜。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初年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之间，随着江西瓷业公司的成立(1910年)，全国先后创办了三十余家瓷业公司，以消费日用粗瓷为主。这一时期可谓我国陶瓷消费企业化开展的时期，也是民国瓷器消费在我国陶瓷开展史上可圈可点之处。


能够这样讲，民国瓷器消费在连年内战，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大环境下没有迎来它的开展时期就过早步入了衰退期。固然在伪满洲旧时期(1932-1945年)曾烧造过一批落款“康德年制”的“皇宫”御用瓷，但多为日常生活用品，工艺程度不高，胎质以至不及“洪宪”细腻，无法反映民国瓷器的风貌。抗日战争成功后，百业待兴，但国民党统治者挑起全面内战，打碎了国人复兴瓷业的美梦，而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断在不景气中苦苦挣扎近三十年的民国瓷器消费也就寿终正寝了。


民国瓷器的品种。


民国瓷器大致可分为仿古瓷、日常生活用瓷两大类。仿古瓷从前代青花、五彩、粉彩器形式而消费，多为达官贵人所定烧。如徐世昌定烧的仿雍正官窑器等。仿古瓷根本上代表了民国瓷器消费的程度。日常生活用瓷多为质地粗松的青花、五彩和粉彩等日常生活器皿。民国瓷器固然继承了晚清瓷器的作风，但与晚清瓷器仍有明显不同，其外型较晚清瓷器纯朴自然，以简单战争直的外型为多见，如琼式瓶、灯笼瓶、扁壶、方形桶、圆形桶等。


民国时期的仿古瓷流行全国，究其缘由，一是官窑瓦解之后，官窑良工四散而流入民间，从前想仿而不敢仿的贡品，往常是但仿无碍；二是利益趋使，社会上对仿古瓷的需求大增，给仿制者带来了大量的利润。民国仿古瓷的显著特性是数量多、范围广，不只仿制历代名窑瓷器，还有民国后期仿制民国前期的器物。常见的仿古瓷有仿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青瓷，仿隋唐五代的白瓷，仿宋元官、汝、钧、哥、定窑的瓷器，而尤以仿明清的青花、五彩、斗彩、珐琅彩、红绿彩和单色釉器居多，特别是仿雍正、乾隆器最为盛行。种类有尊、瓶、罐、碗、盘、杯、壶、渣斗、盒等。仿古瓷固然在一定水平上仍坚持传统官窑瓷器细腻精巧的作风，但总的工艺程度不高。其胎釉表现出浓郁的现代瓷作风，胎质细腻洁白，硬度相对较高，釉面洁白光滑，但釉胎分离不紧，伴有杂质。其彩饰艳者飘浮刺目，淡者惨白无神，缺乏真品匀净、连接的神韵。款识因书法功力欠缺，仅有其形而无其神。


民国日常生活用瓷的胎骨较粗，釉胎分离不紧，釉面上气泡和脱釉的现象非常严重。其青花颜色晕暗泛兰，俗称洋兰。洋兰在清光绪末年就曾经呈现并持续至民国，其纹饰继承了清代在器物上题诗文的传统，但由于文学涵养的缺乏，故风格不高。常见的有：人面桃花相映红、美色清华不计年、是真名士自风流、闲坐轻舟泛碧溪、读书声里是吾家、读尽人世未见书、平生总是为书忙及女士读经史，书中好玉音；雅言不出诗文外，琴德原超丝竹间；人生何事能如意，富贵长生乐有余；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等。


民国瓷器的款识。


以往谈及民国瓷器款识，多为有争议的“洪宪瓷”纪年款。其实，民国瓷器款识非常丰厚。其堂名款、仿写款、吉语款和人名款等几种款识也各具特征。


纪年款主要指袁世凯称帝时期景德镇瓷器上的“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关于洪宪款识历来争议颇大，有的以为落有“洪宪年制”和“洪宪御制”款识的瓷器皆为馈品；有的则以为“洪宪御制”为赝品，而“洪宪年制”款有少数真品。因而，如今还没有肯定的“洪宪年制”和“洪宪御制”的规范器。另有“辛亥年”“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康德四年”等。堂名款有袁世凯所用的“居仁堂制”款，以青花或红彩书于器物外底，字体多为篆书，也有楷书。在传世的“居仁堂制”款瓷器里有一定数量的仿品。另有徐世昌所用的“静远堂制”四字青花篆书款；曹辊所用的“延庆楼制”青花或红彩篆书款；郭世五所用的“触斋”红彩篆书或楷书款。堂名款识还有署制瓷艺人所用个人画室名一类，如王琦所用的“询旬斋”，刘雨岑所用的“饮冰斋”(早年)、“觉俺”(暮年)，程意亭所用的“佩古斋”，壬步所用的“愿闻吾过之斋”，田鹤仙所用的“古石斋”，潘何宇所用的“古欢斋”，刘希任所用的“再思轩”，梁兑石所用的“石庐”，王大凡所用的“希平庐”，徐仲南所用的“栖碧山馆”，汪野亭所用的“平山草堂”，汪晓棠所用的“彤云山房”，邓碧珊的“晴窗读书楼”等。


民国瓷器款识的另一个突出特性是，多在器物的底部落有消费商铺号，如“江西瓷业公司”“江西桐华公司”“江西义成公司”“江西改进瓷业”“竹里瓷社”“江西华珍画室出品”“刘荣盛号”“庸益源号””黄福兴号”等款识。由于仿古瓷是民国瓷器消费的大宗，故仿写前朝款识之风极盛。由于当时盛行仿制乾隆时期的作品，故以“乾隆年制”的底款最为多见。其仿款字体较为僵硬工整，款外方框的四角多用刀铲去锐角，实为八角，真正的乾隆款的四角则比拟圆润。而最大的漏洞是款字的呈色无法到达真款的颜色，如青花款多偏红泛紫，浮于釉面，短少真品渗入胎骨的觉得。


民国瓷器的彩绘。


民国瓷器的彩绘较前朝有其独到之处。题材有人物、山水、花鸟、缠枝花卉、喜字、福字、寿字云龙、云凤、松鹤、松鹿、五伦图、石头记、八仙、二十八孝、三国故事、竹林七贤、婴戏、梅兰竹菊、八宝、蝴蝶、不祥如意、喜鹊登梅、牡丹、柳树黄莺等。以清咸丰年间流行的浅绛和民国初年兴起的新粉彩为主。


浅绛彩瓷源于元代黄公望的浅绛山水画法，用水墨和淡赭色颜料绘画山水，以淡绿绘树石的阳面，以黑色绘树石的阴面，构成一幅淡雅的画面。它的呈现与当时盛行的浓艳颜色的瓷器构成激烈的比照，但因颜色不耐久，在民国初年便日趋衰败而逐步退出了民国瓷器彩绘的范畴。故现存的民国浅绛瓷器多为早期作品，且多颜色残落。浅绛彩瓷的消逝，使艺人们改用粉彩绘瓷，而文人的加盟如潘何宇、汪晓棠等人，更是以瓷当纸，将宋元以来的写意或兼工带写的绘画略加增减在瓷器上加以胜利的表现，扩展了彩瓷的范畴，由此产生了新兴的粉彩。新粉彩瓷画与传统粉彩相比，更接近画，无论是在外型、线条、光线、颜色等方面都能够比肩于画家在纸、绢上的作品，并在民国二十年前后成为景德镇瓷器彩绘的主流。而以景德镇“珠山八友”为代表的彩绘名家也将粉彩绘瓷推向了高潮。


“珠山八友”系指王琦、王大凡、汪野亭、何许人、邓碧珊、刘雨岑、程意亭、毕伯涛等八位名家。一说八友中无何许人、毕伯涛，另有徐仲南和田鹤仙二人。八友究系何人并不重要，关键是他们的艺术成就。王琦的写意人物、王大凡的粉彩人物(落地彩)、汪野亭的粉彩青绿山水、何许人的粉彩雪景、邓碧珊的粉彩鱼藻图、刘雨岑的花鸟草虫、程意亭的花鸟山水、毕伯涛的翎毛花卉、徐仲南的松竹、田鹤仙的梅花，无不各具特征。他们在每月十五日以茶话会的方式论画，时人称之为“珠山八友”。他们将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装饰瓷器的技艺加以创新开展，构成新的流派。其作品虽各有作风，但画品高尚，为当时的达官贵人争购的抢手货。他们的胜利使民国粉彩瓷界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同时也使得景德镇粉彩艺术难以以其它面目呈现了。


民国时期还呈现了贴花瓷器，有的瓷器全部贴花，有的则一局部贴花，一局部为绘画。贴花行将印有花纹的贴花纸转贴在瓷坯上，再人烘炉中烘烤。贴花纸系有胶质烤贝纸印刷而成。这种纹饰较手工彩绘的纹饰细腻，用手抚摸釉面平滑，没有手绘凹凸不平的笔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