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越窑盂

盂，在越窑青瓷器型谱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越窑盂的涵盖范围较广，既包括日常使用的盛水器（水盂）、文房用具（水丞/砚滴），也包括卫生洁具（唾盂，即渣斗）。不同用途的盂在器型、尺寸和装饰上各具特色，但都体现了越窑青瓷在实用性与审美性之间的平衡。

越窑盂的烧造几乎贯穿越窑的整个历史，尤以东汉至两晋及唐五代时期最为典型。东汉时期的越窑盂多为敛口、扁圆腹、平底，器型小巧，一般高度在5至10厘米之间，多用于文房储水。这一时期盂的胎质尚粗，胎中含沙粒，釉层薄且多不及底，釉色以青灰和青黄色为主。器表装饰简朴，少数器物腹部刻划弦纹或水波纹作为点缀。

三国至西晋，越窑盂的器型明显丰富。文房水盂出现了蛙形水盂和龟形水盂等仿生造型。蛙形水盂整体塑成青蛙蹲伏状，蛙首昂起，四肢贴于器身，背部设小口用于注水。这类造型的盂在西晋墓葬中较为常见。与此同时，唾盂（渣斗）开始大量出现，其器型通常为大盘口（漏斗状上部）、束颈、球形腹、矮圈足，由上、下两截拼接而成。西晋唾盂的口沿较宽大，腹部饱满，实用功能突出。

东晋至南朝，越窑盂的装饰趋于简朴。蛙形水盂不再像西晋时期那样精细写实——工匠仅在盂的肩部塑出蛙首及四肢的轮廓，或简单地以刻划线条暗示蛙的形象，整体风格从华丽转向克制。东晋盂类器物的纹饰以弦纹为主流，西晋盛行的网格纹、联珠纹等复杂装饰明显减少。

唐五代时期，越窑盂进入了工艺最为成熟的阶段。以1996年杭州临安康陵（吴越国第二代国王钱元瓘夫人马王后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唾盂为例：该盂高9.8厘米，口径16.8厘米，腹径10厘米，足径6.6厘米，大盘口，圆唇微内卷，盘壁斜弧，束颈，球形腹，矮圈足。足面略圆，留有9处支烧痕，露灰胎。釉色青灰，釉面滋润有光泽。盘与器身上下两截有明显接痕，制作规整，器形稳重。该盂现藏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是五代吴越国王室用瓷的典型代表。康陵出土的越窑青瓷组合中，成组的瓜棱罐、圈足盘、执壶、花口碗、套盒等均为日常实用器皿，以青瓷唾盂为代表，可见五代吴越王族日常生活的细致讲究。

唐代水盂同样精美。据雅昌艺术网及多家博物馆资料记载，唐代越窑水盂式样繁多，有敛口、短直口和带盖等不同形制，腹部呈扁圆形或圆球形，有的为方形圆角。晚唐时期出现四蹄足水盂，五代时流行刻莲瓣水盂。唐代中晚期发明匣钵装烧后，越窑盂的釉面质量大幅提升，胎质细腻紧密，釉层均匀，呈半透明状，釉色以青黄和湖绿色调为主。

鉴定越窑盂，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看造型的时代特征。东汉至西晋盂的口沿以敛口为主，腹部圆鼓，平底。东晋至南朝盂的口部逐渐放大，器身趋于扁矮。唐代盂出现花口和带盖形制，足部由平底演变为圈足和蹄足。五代盂的器型更加秀雅精致，大盘口唾盂为其典型。如果一件"东汉"盂出现了圈足或花口特征，则年代判定需重新审视。

二是看胎质和装烧痕迹。早中期越窑盂采用明火叠烧，内底和外底均可见泥点或三足支钉的支烧痕迹；中唐以后匣钵装烧的盂，内底无支烧痕，外底留松子状泥点痕。五代吴越国烧制的官用盂类器物，足端泥点痕排列细密规整，反映了宫廷用瓷的高标准装烧工艺。

三是看釉面。真品越窑盂釉面光泽柔和内敛，因长期地下埋藏，釉面开片间往往有土沁痕迹，随岁月自然形成。仿品釉面青亮漂浮，开片规律而不自然。部分做旧仿品用酸蚀或打磨方式制造"老旧感"，在放大镜下可见釉面均匀度被破坏的痕迹。

越窑盂的市场表现较为分散。小型文房水盂因存世量相对较多，在拍卖中偶有出现，但成交价格差距较大，品质和来源清晰度是决定价格的关键因素。馆藏级别的越窑唾盂极少进入流通市场。目前缺乏针对越窑盂这一专门品类的系统性拍卖数据。

本文局限：越窑盂涵盖文房用具与卫生洁具两大类，两者的使用场景、制作标准和历史语境差异较大，本文虽作区分但限于篇幅未能逐一深入。对于不同窑口（如上虞窑、慈溪窑、鄞县窑等）所烧盂类器物在胎釉配方上的微观差异，本文也未展开讨论。此外，越窑盂中仿生造型（蛙形、龟形）的鉴定涉及雕塑工艺判断，本文仅作概述。建议有条件的读者，在鉴定具体器物时参考馆藏标准器实物比对，并结合胎釉成分科技分析。

延伸阅读：《中国文物定名图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吴越国墓葬出土越窑青瓷研究》（浙江省博物馆编）；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吴越遗珍"常设展览。